流言:
科学家已经证明,食用转基因食物会导致后代的生育能力丧失!并且发现实验中食用转基因食物的第三代仓鼠有畸形,嘴里竟然长毛了!转基因食物绝对有害!

毋庸置疑,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中,转基因问题是热度最高的。6月初,新华社报道了农业部批准进口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3种转基因大豆。消息一出,随即在网上掀起了又一轮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辩论。巧合的是,两周之后的近日,一篇《转基因大豆与肿瘤和不孕不育高度相关》的报道(简称《转》)又开始在网上传播,为先前辩论的烈火又浇上了一瓢热油【1】。文中,黑龙江大豆协会一位负责人引用了年初由中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称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与一些省份的癌症发生具有关系。此外这位负责人还提到来自于转基因大豆的维生素E“很可能有极大的健康威胁”。

流言:
2011年2月11日,美国退役的农业科学家胡伯Huber博士给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写信,指出:最近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一种新的病原体,是导致动物绝种(不孕或流产)的根源。

真相:
这个流言来源于2010年4月16日《俄罗斯之声》(一个俄罗斯的电台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俄罗斯科学家证实转基因食物是有害的》[1]。此文主要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生态与进化研究所研究人员Alexey
Surov的一项研究结果。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坎贝尔仓鼠分为四组,都喂给它们常规的食物。不同的是,一组的食物不添加任何东西,一组添加非转基因大豆,另一组添加转基因大豆,最后一组则添加更多的转基因大豆。结果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的那些仓鼠,他们的后代相比对照组在生长速度和性成熟速度上都要慢,并且部分仓鼠失去了生育能力;此外,在第三代的仓鼠中还发现了嘴里长毛的畸形。

事实真的如此么?

真相:

那么,这个研究结论究竟有多可靠呢?

转基因大豆致癌?流言中打不死的小强

“食用转基因大豆导致致癌”,这个说法在数年前就开始流行。在《转》文中,不出意外的引用了2012年9月法国凯恩大学的Seralini等人发表于《食物化学毒物学》的关于饲喂小鼠转基因玉米及含有除草剂“农达”饲料的报道。为何说“不出意外”呢?因为一些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的团体或个人,谈及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必举这个例子。然而,这项研究的结果一经发布就遭受了整个生物及农业科学界的一致质疑。科学界多个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均指出该研究在实验设计、实验方法、结果统计等诸多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所得的研究结果并不可靠。而在对待转基因作物态度历来严谨的欧洲,负责为欧盟决策者提供食品安全决策科学依据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也于数月后先后发布了初审和终审意见,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研究结论。

关于法国人研究的讨论和质疑,已经进行过很多了(法国权威部门否定了法国学者关于转基因玉米有害的研究),这里不做敷述。在《转》文中,大豆协会负责人举出了一个更加贴近我们国内生活的“证据”,即《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该负责人称,河南、河北、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是消费转基因大豆油较多区域,而这些区域同时也是肿瘤发病集中区。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北等地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并且特别说明由于山东由于多食用花生油,使得其胃癌发病率低于相邻的江苏。因此,该负责人说道:“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

乍看上去,似乎食用转基因大豆油的确会造成癌症的高发,然而细究一下,事实上并不那么回事。

首先我们从各省的癌症统计数据本身来看。这位负责人提出消费转基因大豆油较多的河南、河北、上海、广东、福建等地癌症发病率更高。但是分析各省内肿瘤登记点数据可以发现,同一省内不同登记点的数据差异是十分巨大的【2】。例如广东省内的两个肿瘤登记点广州市和中山市,前者恶性肿瘤总发病率高达332.73(单位为每十万人,下同),而后者则仅为199.88;河南唯一登记点林州市,恶性肿瘤发病率则低至197.99。而作为“因为转基因豆油消费量少而发病率低”的辽宁,虽然沈阳、本溪、鞍山三地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处于228.36-267.97之间,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3.66),然而大连市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则一举达到363.26。此外该负责人还认为“由于山东由于多食用花生油使得其胃癌发病率低于相邻的江苏”。从统计数据来看,位于山东的两个肿瘤登记点(临朐县和肥城市)显示其胃癌发病率(分别为43.09和43.88,)的确高于一些位于江苏的登记点数据,但仍高于全国均值(35.02)和3个江苏登记点(淮安、启东和海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两地胃癌的死亡率反而高于多数江苏地区,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乔友林课题组的报道也显示,事实上山东有着更严重的胃癌发生情况【3】。

其次,这位负责人是从各省间消费量的角度来进行判断的。然而,这种评判方式并不合理。由于各省人口数量的差异,食用油消费量本身就具有差异,因此不能单纯使用转基因豆油消费量作为判断依据,而应以转基因豆油所占总食用油的消费比例进行判断。我国幅员辽阔,即使在一省之内,由于农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比例并不相同。由于我国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油均为国外进口大豆压榨而成,多为品牌食用油,因此在城市市场占有份额较高;而农村市场则由于本地油料作物种植和消费成本影响,自榨豆油、菜籽油、花生油,以及茶籽油等的市场份额和消费比例相对城市更高。从这一方面来说,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比例的城乡间差异大于省际差异。而根据我国2009年的统计数据,城市人口中泌尿系统、甲状腺、膀胱等部位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的食管癌、胃癌和肝癌发病率则高于城市地区【4】。巧合的是,后3种恶性肿瘤恰好是大豆协会负责人判断“转基因豆油致癌”的癌种。若按照这位负责人的判断方式,本应是消费转基因豆油比例更高的城市人口具有更高的食管癌、胃癌和肝癌发病率,这显然与肿瘤调查结果不符。

最后,“癌症高发”和“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二者间能够建立因果性吗?事实上,癌症发生的因素多种多样。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生活因素,水体、空气、土壤的环境因素,以及医疗水平和老龄化等社会因素,都是影响癌症发病率的重要方面。就上面提到的3个癌种来说,食管癌的发生和吸烟、经常食用腌晒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摄入不足、常食用过热食物以及家族史等因素有关【5】;胃癌的发生则与吸烟、经常食用高盐和腌制食物、饮酒过度以及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相关【6】;而肝癌则与饮酒过度、肝炎病毒感染及摄入环境毒素(典型如黄曲霉素)等相关【7】。

不同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和常见癌种的不同,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环境因素、生活因素及遗传因素等不同而共同造成的。分析某一癌症发生原因应做因素权重分析,而不应笼统的归结到单一因素之上。例如,同样是增加肝癌风险,沿海地区多是由于较为湿润的气候,使得肝炎病毒更易传播,食物也有更大概率受到黄曲霉污染;而辽宁等东北地区则多因饮酒过多导致的脂肪肝和肝硬化。同样是增加胃癌风险,山东一带多因饮酒,而江苏、福建等地则多因腌制食品摄入过多。一些地区自榨的非转基食用油,尤其是花生油,由于多有黄曲霉素污染,大大增加了患肝癌的风险【8】。

金沙澳门官网jin5888 1美国癌症研究所(AICR)综合了7000多项研究,根据不同研究的证据强度,以及某种食物/生活方式与癌症风险的相关程度,制作出一张关于食物/生活方式与癌症风险相关性的图表。健康站依据AICR的研究结果进行了重新制作。想看大图,请点 这里 。图片来源:舌尖上的癌症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被学术界认可的摄入商业化转基因作物导致实验动物或人类肿瘤的报道。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重要因素是环境污染、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快,以及医疗检测水平的进步。这三者都会造成统计的癌症发病率上升。作为对比的是,环境污染治理良好、社会年龄结构更为稳定,医疗水平较高的美国,同时也是种植和食用转基因大豆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从转基因大豆开始推广的1996年到现在,其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随着转基因食品的摄入而发生显著变化,个别癌种甚至还有下降趋势【9】。可见,食用转基因大豆以及其他转基因食物,对于癌症发病率并没有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食用转基因大豆油”和“癌症高发”二者间,并不存在因果性,甚至连相关性都可视作不存在。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从癌症发病因素分析看,都无法得出“致癌原因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的结论。

一、缘起

今年年初,美国普渡大学的植物病理学退休教授Don
Huber给美国农业部写了一封信,声称有一项“重大发现”。[1]
Huber在信中表示,通过电子显微镜,他在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发现一种未知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类似真菌,却只有中等病毒大小。因为草甘膦是这类转基因作物的主要除草剂,所以Huber认为这种未知微生物要么和转基因作物有关,要么和这些转基因作物所使用的除草剂草甘膦有关。Huber还表示,这种未知的真菌状生物不仅能让作物患病,还有可能导致家畜流产。

基于以上理由,Huber博士建议美国农业部应该进行研究,确认这种微生物是否真的和转基因作物有关。

对此,美国农业部表示,鉴于这是一封私人信件,所以农业部只会对Huber博士本人进行回应,而不会把回复公开。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承认Huber博士的“发现”还为时过早。

首先,Huber的“发现”挑战了诸多科学界已有的共识,这些共识不仅仅和转基因有关。比如他发现的这种只有病毒大小的微生物,却类似真菌——如果是真的,那在博物学上是一个大发现,完全可以在很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再比如他声称自己发现的病原体可能可以同时感染植物和动物,而在人类已知的物种中,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病原微生物少之又少。科学不排斥挑战,但是越具有突破性的发现,越需要谨慎的态度去验证,仅仅是简单“发现”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一个可信的研究结果需要提供详尽的研究方法以备他人验证。Huber博士在信中没有提及任何与研究方法、数据以及合作者有关的信息,他只不过描述了一下他的研究结果。因此,他目前的研究结果无法被认可。

最后,Huber博士声称他通过电子显微镜拍到了这种“未知微生物”的照片。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这张照片,所以别人也无法检验他的发现。不过看过这张照片的植物病理学家Paul
Vincelli表示,从这张照片上无法确认拍到的是微生物还是人工的痕迹(artifact)。Vincelli认为政府的决策只应该考虑有充足证据的结论,而Huber博士的“发现”并不完全,也没有在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2]

可能有人会认为,虽然Huber博士的研究未必可信,可是为了谨慎起见,应该认为他关于加强转基因作物调控的意见是有理由的。没有人否认应该“谨慎”,可是我们应该如何“谨慎”?类似Huber博士这样的信件,任何人一个晚上都可以写上好几封,声称在杂交作物,近交作物以及其它任何食物来源中发现了未知微生物,政府是否应该因此改变对这些食物的调控政策?从证据的强度上来说,这些信件和Huber博士的发现是相同的。Huber博士的结论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没有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甚至没有提供方法和数据让别人检验,却和已有的大量的科学发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认为他的这封信是一个可靠的反对转基因作物的证据。

首先,这项研究结果并没有正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我们检索了绝大部分重要的科学数据库(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的科学文献),都未能找到与Alexey
Surov博士这项研究相关的论文。在著名的反转基因砖家、国际畅销书《种子的欺骗》(这是一本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最畅销的书籍。——《生态学杂志》)的作者Jeffrey
Smith发表于2010年4月20日的一篇网络文章里[2],看到了关于这项研究更为详细的描述。Jeffrey
Smith的文章特别提及Alexey
Surov的这项研究预计将于3个月后(也就是7月份)发表。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这项研究结果的论文。我们无法猜测论文没有发表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通过“同行评议”机制的论文结论是不足信的。同时,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在实验结果尚未发表时,就向媒体透露所谓的“科学结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转基因大豆导致不育?维生素E躺着也中枪

“吃转基因三代不育”可以说是反对转基因食品中传播最为广泛,效果也最为耸人听闻的一句流言。这条流言的产生和大范围传播,来源于2010年4月一个俄罗斯的电台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俄罗斯科学家证实转基因食物是有害的》。文中写到俄罗斯研究人员Alexey
Surov发布研究结果称食用转基因大豆的仓鼠,其后代相比对照组在生长速度和性成熟速度上都要慢,并且部分仓鼠失去了生育能力;此外第三代的仓鼠中发现了嘴里长毛的畸形。可见“吃转基因三代不育”这句流言中“转基因”、“三代”、“不育”三个关键词都来自这则报道。不过,这篇报道并非来自经过同行评议后发表的论文,而是研究者单方面向媒体透露的所谓“结论”。而这一结果,也被学术界广泛质疑和否认。更要命的是,Alexey
Surov所在的Severtsov生态与进化研究所称并没有任何研究简报或新闻表明Alexey
Surov博士曾写过这样的信息。于是,此事便成为了无头公案,这个结论的可信度便无从谈起了。

不过就是这么一个可以称得上是闹剧的事件,并不妨碍它被各个反对转基因的组织,以及黑龙江大豆协会作为转基因大豆导致不育的证据来使用。并且,大豆协会还谈到了新的方面。这位负责人称:“(大豆油)里面的成分维生素E,又称生育酚,对人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生殖,如此重要的人体必需营养物质,若来自于转基因产品,很可能有极大的健康威胁。”

这位负责人前半句话是正确的。维生素E是一类只在植物体内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维生素类物质。在最初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使用酸败的植物油饲喂老鼠,会导致其生殖障碍,经检测发现是维生素E摄入不足,因此维生素E又有了一个俗称:生育酚。维生素E分为两个大类,生育酚和三烯生育酚,每类各4个成员。前者依照取代基及活性的不同,依次编号为α、β、γ和δ。维生素E易溶于油脂,因此大豆油是维生素E在膳食中最为主要的来源之一。这位负责人的中间的话对了一半。虽然维生素E对于生育有着重要影响,但其更为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抗氧化剂清除细胞活动产生的自由基,从而稳定细胞膜。维生素E同时对于提高免疫功能、维护心血管功能等有着重要的作用【10】。因此说,维生素E是一类多能、重要的维生素。

然而后半句话则有问题了。该负责人并没有说明他为何认为来自转基因大豆油的维生素E,就可能有极大的健康威胁。那么我们来分析下。

一种情况,可能是他认为来自转基因大豆的维生素E的质发生了变化,从而不能发挥作用。我们知道,生物体内任何物质的合成,都受到一系列酶的催化,最终获得其产物。维生素E也不例外。然而对于转基因大豆来说,转入的基因是抗虫或抗除草剂基因,其表达产物是昆虫肠道细胞表面受体结合蛋白或除草剂修饰酶等。由于酶的特异性,这些表达产物并不参与维生素E合成通路。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两类转基因表达产物可以对植物体其他基因的表达造成影响。因此说,转基因大豆中合成的维生素E仍是原来的维生素E,不会有其他变化。这就如同一个工厂新引入一条新生产线来生产新的产品,是不会影响其他原先产品的生产一样。

另一种情况是,是否转基因大豆油中的维生素E发生了量的变化,使得维生素E含量下降,而使人体不能获得足够维生素E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大豆中维生素E的含量和构成,是由大豆品种本身性质,以及种植环境决定的,而正如前面所说,转入抗虫或抗除草剂基因,是不会对其本身维生素E的合成造成影响的。对不同来源大豆中维生素E含量的测定表明,进口自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及来自黄淮和东北的本土大豆相比,总维生素E平均含量分别为152.4mg/100g、145.6mg/100g和137.7mg/100g【11】,可见转基因大豆中的维生素E含量甚至高于国产大豆。当然,这部分归功于转基因大豆较高的出油率。但即使通过出油率差异进行校正,转基因大豆中的维生素E含量仍与国产大豆相当。对比另一组数据可以看到,菜籽油中,总维生素E含量约为100mg/100g【12】,玉米油中约为70mg/100g【13】,可见转基因大豆油中的维生素E含量高于菜籽油和玉米油。对于长期食用菜籽油的我国南方人口来说都没有出现生育力下降,食用转基因豆油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转基因大豆油中的维生素E,无论从质还是和量上都可以和非转基因大豆油及其他食用油相比拟,因此,得出“维生素E若来自于转基因产品,很可能有极大的健康威胁”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生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的环节,因此人们对于生育问题格外关注。而一些组织和个人,为了达到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目的,不惜以不靠谱的证据和谎言,肆意为转基因食品扣上“影响生育”的帽子。然而,只需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即使不考虑人的食用,以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饲料为食的家禽家畜,从转基因推广开始到现在,已经不知繁育了多少代了,而它们依旧繁殖力强劲。转基因绝育之说,不攻自破。

二、澄清

针对Don
Huber的这封信,普度大学的六位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学家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澄清了一些关于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事实。[3]
首先,这六位科学家援引文献后出指出,已有的一些证据表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小麦和大豆对土壤中真菌的抵抗能力并不比一般的农作物差。而且,即使施加了草甘膦除草剂,它们的抵抗力都不会下降。[4]
更何况草甘膦对一些真菌也有抑制作用,所以还可以保护作物,减少感染真菌病的可能性。虽然一些有限的研究也提出了草甘膦有可能同时影响作物的抵抗力的观点,不过这并不代表草甘膦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因为草甘膦可以有效地除草,而杂草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要大得多。

此外,文章还对一些类似的谣言,例如著名的反转基因人士Jeffery
Smith曾发文声称草甘膦导致的植物疾病有40多种,进行了反驳。首先,这些说法既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在科学界发表,更没有接受过任何靠得住的检验。其次,植物疾病的爆发和多种因素有关。在大规模使用草甘膦的30年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次影响产量的植物疾病爆发是由这种除草剂引发的。只在使用草甘膦的作物中出现疫病流行的说法没有根据。

最后文章得出结论,声称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对植物病原体更加敏感的说法并没有科学根据。种子生产商不应该根据这些言论改变对草甘膦的使用。

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草甘膦的有效性,以及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性。因为如果一种除草剂直接影响了作物的产量,无论“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如何使尽推广,这种除草剂也会很快从市场上消失。而草甘膦最大的优点就是和同类产品相比,对人体的毒性很低。草甘膦不仅没有急毒性,也未发现致癌性和制畸性,而且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不会在体内积累。和每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百草枯相比[5],草甘膦无论对于农民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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