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中科院院士张旭:脑科学与 AI 的“前世今生”

2018年3月21日,神经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旭做客第151期南科大讲堂,为我校师生介绍脑科学与医学、人工智能间的联系。

原标题:探秘人脑超级芯片 上海脑智产业年投入逾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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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理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此外还担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理事长等职。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将成为上海科研领域的下一个发力点。

“做研究也是要成瘾的。”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忍不住笑了起来。

图片 2张旭院士作报告

第一财经记者日前获悉,坐落于上海浦东的张江实验室的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简称“上海脑中心”)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开始了实质性建设。著名神经科学家、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成立的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的进展相当不错,将成为上海科技发展的下一个重点。我们将力求在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创新,寻求深层次、系统性的突破。”

在普通人眼中,基础科研晦涩难懂、冗长乏味,不过,在张旭看来,这却是一件十分浪漫幸福的事情。从第四军医大学到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再到中国中科院,成为院士,张旭数十年来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理研究。

本期大讲堂的主题是脑科学与医学和人工智能。张旭介绍了脑科学的探索历程、世界各国战略性的脑计划,以及脑疾病的发病现状。随后他从痛觉的功能联结图谱,神经元种类及其神经环路,慢性痛及其神经网络,脑功能和脑疾病的临床研究等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现在脑科学的发展,脑科学与医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相互联系、交叉融合及突出效果。

对于大众来说,基础科学也许不太“接地气”,张旭总是试图用更形象的语言去介绍他的领域。就像曾经在一个报道中,记者问他如何介绍自己的科研。他说:我研究痛。“我们如果理解一个人的神经元水平和分子水平,就可能就会找到一些药物的靶点,一些诊断的标志物,可以帮助临床。”他这样解释自己做的事情。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系数:“神经系统疾病都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神经系统在正常状态就比较复杂,所以对该类疾病的研究存在‘理解正常才能理解异常’的双重难度。”

图片 3报告会现场

寻求体制突破

基础研究深奥,时间也拉得比较长,所以做基础科研的学者总有异于常人的坚持——往往一个好的科学家终身都在研究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科学问题以求其答案。作为这样的一个过来人,张旭回想起在瑞典的求学时光和回国后的助教、教授等日子,思绪像老电影一样放开。

张旭列举了许多中国科学技术的成果,如人脑成像技术和设备、脑功能术中信息刺激系统、脑起搏器与帕金森病治疗、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寒武纪1A处理器、语音识别及多语种翻译技术、眼及其控制系统的仿生等。他高度称赞了当前新一代复合型科学家的竞争力,但也指出中国的AI技术与世界前沿仍有较大差距,要想追赶和超越,不仅要重视人才培养,还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当口,这事对我们生物医药的发展至关重要。”张旭指出。不过他表示,要实现这样的突破具有很大的挑战,只有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和体系上的制约,才能有所进步。“我们不仅仅要扩大规模,更要实现本质上的跃升。这符合国家整体战略的需求,而不是针对某个系统、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企业。”他说道。

“科学家最幸福的事情。”这是他的总结。

文字:学生新闻社王可悦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于今年5月14日揭幕。它将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一起,成为中国“脑计划”项目的一南一北两中心。“中国脑计划的推出,应该是针对我们的老百姓生活和社会发展需要什么,这并不是要跟谁比的问题,我们就是中国自己的模式,应该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张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这种幸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你是第一个知道某一个新知识的人,而且你会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别人。”他说。二是做基础科研让人成瘾的过程。“很多基础科研完全是全新的,没有可以经验跟随,而且也并不高大上。所以可能别人会用半信半疑的眼光去看你。但你的工作被人家认可并跟随后,你会感到宽慰和激励,然后继续向前走。”他说。

图片:唐凌云

中国脑与智能科技领域研究和开发力量的增强、社会发展需求的增加、产业升级的机遇和政府支持及社会投资力度加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了脑智科技的黄金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地区来自政府科研经费、商业投资、公司投入等多种形式每年投入脑智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资金不少于10亿元。张旭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将会整合并且加强脑智科技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核心技术研发。”

与很多人印象中科研工作者较为呆板的形象不一样,张旭并没有沉寂在基础科学理论的层面,而是很开放活跃地与多学科的人才,多领域的人士打交道。张旭除了科学家,还是一位行政管理者。”我其实和政府、同事、学生、家长、病人、医生、企业家、投资人都有互动,期间产生了很多的思想碰撞。也许大家有同一个目标,但却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他说。

在谈到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的运行制度时,张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必须要实现体制上的突破。他说道:“我们一味地把美欧的模式拿过来也是有问题的,2000年起我们就开始参照美国大学系统的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制度,国家投了不少经费,的确在整体科研水平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的科技实力仍然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不完全是资金规模的问题,而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做更深层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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